十多年前我在一次文学座谈会上，见到了一位头发花白的干瘦老者，他的发言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听人介绍说，他就是我省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鲁迅研究学者郑志文。后来我又听一位在大学读中文的文友介绍，说他的老师中，有一位很了不起的老先生，他一丝不苟从事文学研究，是个有真学问，真水平的人。说者无意，听者有意，出于年轻人的激情，我登门拜访了这位老先生，原来他就是郑志文。这一次认识让我们成了忘年交，十年多来一直以师生相称到现在。
我与志文先生有同乡之谊，原因我母亲是常山人，我的童年又是在常山度过的，别人难懂先生一口浓重的常山话，而我听起来却十分亲切。平时闲聊多了，对他的经历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。先生出生于1935年，早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。本来像先生这样有一定钻研能力的好学生，应该有更好的前程，可惜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，命运总喜欢和人开玩笑，在一次次运动中，他总是撞在枪口下成了牺牲品。1955年，对中国的文人来说是个恶梦，“胡风反革命案”席卷全国。当时在杭大教《文学概论》的蒋祖怡教授因工作缘故，与当时浙江作家冀汸有些联系，冀汸被定为“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”，蒋祖怡自然受牵连，郑志文与应志正这两位《文学概论》的课代表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，成了管教的对象。
1958年先生大学毕业，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龄，他品学兼优，完全有条件留校继承导师蒋祖怡的学说，或被分配到更好一点的单位，可是受“胡风案”的影响，他被分配到常山县一所中学里教书，与其说是分配还不如说是发配。常山，位于浙江西部山区，山高皇帝远，有些政策到了偏僻的地方就变了调，经常挨批斗不算数，令人吃惊的是把先生这个本科毕业生当作专科毕业生转正，据说这是常山县的独创。长夜漫漫愁似海，那个“左”的出奇的年代里，做人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了，还有什么尊严可讲，有的只是屈辱，胆战心惊度春秋，真是生不如死啊。先生也曾有轻生的念头，可一想到导师的教诲，坚持下去必有成效，又埋下头继续读书写作。
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，一场来势更凶猛的运动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如狂风暴雨，又铺天盖地向他袭来。先生的档案被抛出，一夜工夫成为“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漏网分子”，不久被赶到一个更偏僻的公社（乡）中学教书。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，却象犯人一样被赶出县城，这样的遭遇，对今天没有经历过那场浩劫的年轻人来说，是很难体验到其中的心酸的。幸运的是老天也可怜先生，那个叫郑茂川的公社书记不仅不斗先生，还叫他到公社里协助文书写东西，足足写了三年的报道，文字工夫得到了另一种方式的锻炼。
拨去乌云见青天，漫长的寒夜，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。1981年先生接到由省委转到县委宣传部的有关“胡风案”受牵连的平反通知书。那一刻先生百感交集，泪透纸背。这是历史的错，还是个人的错？可恨的时间啊，早已将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，摧残成了两鬓微白的小老头。好在历史是公正的，我们的党也及时拨乱反正。接到平反通知书，先生能不痛哭淋漓吗？这是高兴的泪，欣喜的泪。不久先生又接到了浙江省鲁迅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研究会邀请书，并要求他撰写《鲁迅与郁达夫》论文。真是双喜临门，一个被鲁研界冷落了20多年的小人物，居然还能被同行的朋友惦记，这是什么原因。原来读大学的时候，先生就开始有对鲁迅作点探讨的想法，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自己的导师蒋祖怡，蒋师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，认为研究鲁迅的人太多，很难有突破。他说出想把鲁迅与郁达夫作番比较研究，蒋师微笑着看了他一眼，随后就谈了一些郁达夫的事。郁达夫是蒋师的父执，同是富阳人。蒋师依然重复那句话：做学问要踏实，要坚持。中文系在学生中成立鲁迅研究小组，他报了名，得到批准，并申请拿到省图书馆科学研究工作者图书证，可以从省图书馆借出当年属于控制出借的《郁达夫全集》（民国版）。书借回来就一心看，一心摘笔记，笔记摘了一大摞，鲁迅杂文的笔记也摘了一大叠。在导师指导下，他当年就写出《试论郁达夫》、《如何理解郁达夫笔下的伤感情调》、《鲁迅郁达夫友谊二三事》、《鲁迅笔下的林语堂》等。等到鲁迅研究小组要出学生论文集时，他的文章选进了三篇：《鲁迅郁达夫友谊二三事》、《鲁迅笔下的林语堂》、《谈<理水>》。这里特别要提到当年一位年长的图书管理员，他和先生混熟后谈了不少郁达夫的趣闻轶事，也说了一些王映霞的事，还特地找来一些民国时期的介绍郁达夫的书刊给先生看。可惜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人人噤若寒蝉，不敢畅所欲言，也不敢随便打听什么。时过半个世纪，先生也不知那位年长者姓什名谁，只有他的音容笑貌活现在脑海里。
时隔25年后先生接到鲁迅学术研讨通知书，心情难以平静。他拿出了学生时代写好的《鲁迅郁达夫友谊二三事》，反复揣摩，重列纲要，拿出过去的札记，又找新资料充实，终于写成《鲁迅与郁达夫》一稿，旋即寄出。接着，新问题又出现了，教育局有人质疑：邀请书怎么可以寄给个人？是政府出面举办的学术研讨会还是某个别团体举办的？中学里没有科研经费，只有教研室有这笔开支，他去开会经费怎么办？一句话，不让他去开会，最好由教研室派人去参加。他不甘心，把邀请书给当年的郭连仲局长看。老郭看了连说：机会难得，上面点名谁去就谁去。随后局长还补充了一句：车旅费到局里报销。这是格外开恩。在会上，他的论文得到了同行的好评，在一家学报上发表，作为条目收进《郁达夫研究资料》。这对他鼓舞很大，此后他更加努力地撰文写书，先后公开出版了《写作艺术的阶梯》、《鲁迅郁达夫比较探索》、《情感波涛浪花美》等著作。特别是199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《鲁迅郁达夫比较探索》，是他近三十多年来的心血结晶，出版后得到不少中外学者的好评。新加坡学者郑子瑜教授称其论著：“引证资料亦极丰富，具有可读性，不若一般论著之枯燥乏味”。浙江大学蒋祖怡教授评价该书“实为现代研究鲁迅郁达夫开辟了一条新路”。浙江大学另外一位黄健教授在评文中指出：“著作具有开山之功，具有学术启明星作用。”该书获得首届郁华、郁达夫烈士文艺基金优秀成果奖、浙江省教育厅第二届高师优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。中国现代文学馆、北京鲁迅博物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均收藏。
先生为人真诚，生活简朴。他是高级讲师，住的房子却并不宽敞，没有现代化的家具摆设，除了旧桌旧椅外，唯一让人瞩目的是书房里那三墙壁书。这是他的精神食粮，也是他视之如命的财富。有人笑他迂，有人笑他痴，也有好心人劝他，凭你的学问和影响完全可以办办培训班，写写流行文学，何必活得那么清苦。先生总是付之一笑，他早就把自己献给了文学，献给了鲁迅研究，如果想升官，想发财，早些年就可以屈降人格荣享所谓的“富贵”。在这个浮躁的年代，能像先生一样，坚守寂寞，安心做学问的作家、学者能有几个？他们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，他们的人生历尽磨难，然而对于自己的理想信念仍然执著。
尤其感人的是先生忙于研究的同时，还不忘关心文学青年的成长，多次为文学青年义务讲座，勉励他们坚持写作，多出成果。
人生七十古来稀，按理说先生应该颐养天年，享受天伦之乐，但先生并没有停下手中的笔，仍孜孜不倦地埋头苦耕。据悉他的另一部著作《鲁迅郁达夫散文美比较札记》，已完稿，正待出版。
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”，我衷心祝愿先生晚年有更优秀的作品问世。
